“沙丘”的两次政变及其延伸问题——基于国家治理的视角
顾涛;《史记》中的“沙丘”，位于今河北邢台市平乡县东北，该地与商纣王、赵武灵王、秦始皇之死有着密切关联。尤其是赵武灵王废去太子赵章，“传国”少子赵何，引发前295年的“沙丘之乱”；秦始皇外遣长子扶苏，意欲传位给少子胡亥，在前210年秦始皇死于东巡返程途中，爆发李斯、赵高联合发动的继承人秘密变更事件，即“沙丘之谋”。这两次政变，都是秦始皇和赵武灵王以个人意志构成对国家制度的不正当干预，想要在继承人问题上突破周制，由此造成国家政治中枢的信任关系破裂，引发高层派系斗争，最终酿成政变。西汉建国初期面临相同困境，先后经历了汉高祖刘邦欲改易太子，吕氏外戚干政擅权，谋议刘邦第四子即位等几场政治风波。但汉初政治中枢成功应对了风险挑战，推动国家治理由武功转向文治，实现了第一代政治核心层向第二代的曲折过渡。司马迁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集中体现在《吕太后本纪》的书写中。君位继承的背后，实际上是两代政治中枢如何实现平稳交接的问题，要解决这项国家治理中的难题，靠的是领导集体如何凝聚共识，中枢核心层如何建立政治信任。
秦人族源蠡测——兼论秦赵共祖说
安子毓;颜永政;秦国族源当为双重二元。既有研究已指出，秦国族源为二元，其公族为东来的恶来一族之后，而中下层民众则为当地之西方土著。然仔细分析史料，秦国公族的来源恐亦并非如此简单，其很可能是恶来一族与当地某亲周戎族部落通婚融合的产物。其中下层公族的父系祖先当为东来的恶来一族，而核心王族的父系祖先或为戎人。秦族世系表中的中潏应即此戎族部落之祖先，其混入东方族源的世系表当为秦人所附会。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秦赵共祖之说，可能并非是一个精确的表述。
从新见“邯亭”陶器看赵都邯郸的市亭设置
郝良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邯郸、武安、永年等地先后发现了十数件“邯亭”戳记陶器，有的出土于战国晚期至汉初的遗址，有的出土于西汉墓葬之中，有的属于在古遗址采集。就“邯亭”戳记陶文而言，属于秦代文字。在邯郸的考古研究中，战国末至秦代的器物没有明确的标识，在此我们将这一时期遗址出土的“邯亭”陶器暂定为秦代器物，那些明确出土于西汉墓葬的“邯亭”陶器则为西汉早期器物。这样看来，秦代统一推行的市亭制度，在邯郸并没有随着秦代的灭亡而停止，而是延续到西汉早期。
鲁迅与赵国货币
王时磊;鲁迅先生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而且是一位颇有见地的收藏家，这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生动的实物形象。在《鲁迅日记》中，记载有近10枚是先秦时期赵国的钱币，既有赵氏起源地山西境内的平阳、齐贝、长子、襄桓、滋氏、蔺地的布币，也有赵国越过太行山、挺进中原时期的安阳布币、甘丹、白人刀币等，展示出赵国在群雄争霸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轨迹，也成为赵国商贸发展繁荣的缩影。赵国钱币上所凝聚的丰富的历史信息，成为鲁迅先生了解先秦历史的重要资料。
“混乱”还是“自洽”？——孟旦、何艾克对荀子人性论的辩议
东方朔;在荀子思想研究中，围绕《性恶》篇的争论由来已久且涉及诸多方面。尽管在《性恶》篇中荀子明确宣称“人之性恶”，但孟旦（Donald. J. Munro）却通过对比《性恶》篇和《荀子》一书中其他篇章的不同说法，认为荀子对人性的论说存在矛盾和混乱；何艾克（Eric L. Hutton）则站在荀子人性论具有统一性和融贯性的立场，试图为荀子的人性理论作出辩护，并逐一对孟旦的疑问进行了反驳。究竟该如何恰当地理解荀子的人性理论？可以认为，孟旦的“混乱说”与何艾克的“自洽论”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精彩的学术论辩的案例，而他们之间的辩议及其披露的诸多理论问题，对于恰当地理解荀子的人性理论颇具启发之功。
道贯与废起：荀子对儒家历史理性的坚持与开拓
石洪波;荀子的历史思想包含着对历史之常的认识，外在的历史条件以及崇德、尊圣、贵贤、隆礼等均是其内容，这些历史之常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在治乱废起（变）之中实现的；荀子的历史思想也包含着对历史之变的认识，即同情异道与异情同道两方面，表明历史变动并不是单纯的历史演进，而是蕴含着历史规律（常）并受其支配的过程。历史之常与历史之变的张力贯穿着荀子对儒家历史理性的认识，这种认识上承孔子、孟子而有所坚持，下及韩非、李斯而有所开拓，是战国秦汉之际儒家历史理性转变的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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