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边”“赵塞”：赵人边政成功及其历史意义
王子今;赵国推行“胡服骑射”的社会改革与军制调整，推进了文化进步，又较早建设了防御“胡、貊”的军事工程——长城。名将李牧成功抵御了匈奴南下侵扰。在与草原民族处理相互关系方面，赵人作为政策设计与边政实践的成功的先行者，为中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书写了有纪念意义的初页。在军事建设、文化开放与社会礼俗移易等多方面，赵人的努力，对秦汉时期的边疆史演进产生了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的积极影响。
战国中后期赵国强盛的原因
徐勇;王冬;战国中后期赵国的强盛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根基可追溯至春秋末期的“简襄时代”，赵简子与赵襄子的系列改革在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国力基础。迁都至战略枢纽邯郸，为赵国提供了优越的地理位置与防御纵深。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军事改革，极大增强了军队的机动性与战斗力，通过攻灭中山、降服林胡、楼烦，成功开疆拓土，使赵国跃升为军事强国。在对外关系方面，赵国在合纵抗秦的外交活动中常处于核心地位，有效提升了其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同时，国内相对开放、重视人才的政治环境，吸引了如赵奢、廉颇、蔺相如乃至乐毅、田单等大批贤臣良将，为国家的持续强盛提供了关键的人才支持。这些因素相互关联、彼此促进，共同铸就了赵国在战国中后期的辉煌，使其成为东方六国中唯一能长期与强秦抗衡的力量。
从“仁者爱人”到“仁者自爱”——荀子对仁爱观念的深化与拓展
李记芬;儒家核心主张历来是从爱人角度阐发的。孟子强调“爱人”有“人爱”的外在关切，但“人爱”的达成也首先需要自身能爱人，从而凸显了以性讲仁的内在道德修养路向。但墨子对于爱己是否能进一步爱人做了更多的反思与批评，进而提出兼爱的主张。庄子则认为兼爱主张会导致爱人却不爱己的结果，如何超越对待与对立，使爱人与爱己统一便成为关键。接续对仁爱问题的反思，荀子提出“仁者自爱”，主要探讨仁者如何“爱人”的问题。“仁者自爱”，既可以与“爱人”统一，也可以与“爱己”统一。其中，“自”指向行仁主体自身，“自爱”强调的是心如何知道以行仁，凸显的是知道、好道在行仁过程中的重要性。
荀子尊崇的“子弓”即子贡考辨——兼论战国儒学的“贤达”谱系
单英中;《荀子》中与孔子并称的“子弓”身份向为学界谜案。基于上古音韵中“贡”与“弓”音近可通的文字学前提，通过多重证据链系统论证“子弓”即子贡。核心内证在于：子贡在《荀子》中出现18次居孔门弟子之首，其言论深度参与荀子“从道不从君”“隆礼”“法后王”等核心思想的建构。历史语境分析显示，子贡在《论语》中已具“比肩孔子”的声望，且为孔子身后“庐墓六年”“弘道扬名”的实质掌门人；在《史记》中，司马迁以10倍于孟荀的笔墨为子贡立传；其家族在齐国的深厚影响与荀子居齐经历形成地缘呼应；二人共通的雄辩风格与批判精神更构成清晰的谱系传承。传统“仲弓说”与“馯臂子弓说”因文本失语、谱系错位及立场冲突等根本困境难以成立。进一步分析认为，《荀子》中“子贡”与“子弓”两种称谓并存，并非仅因传抄音转，更可能是荀子有意识的修辞区分：在具体论述中称“子贡”，视其为思想对话者；在道统标举时称“子弓”，将其升格为谱系符号。此“名隐实显”的书写策略，既体现荀子对子贡作为“贤”“达”融合之实践典范的独到推重，亦彰显其接续重事功、隆礼义、讲实效之儒学路线的自觉。这一判定不仅为破解千年身份之谜提供了新思路，亦为重审荀学渊源及战国儒学多元谱系提供了关键线索。
荀子“修身”思想主旨及内涵
张兴;《荀子》的《修身》篇集中体现了荀子关于“修身”问题的主要看法。综合荀子对《修身》篇的阐述，荀子“修身”的对象主要是指君子，其主旨为君子于其身要“求善去不善”，也就是说包含两个层面的东西，第一是君子于其身要“求善在身”，第二是君子于其身要“去其不善”。“修身”的内涵有四个方面：第一，君子要“隆师、亲友、恶贼”，以师正礼；第二，君子要依“礼法”而行，努力学习“礼法”，要做到既依礼，又依法；第三，君子要做到“知止而为”，具体而言就是君子对于无穷无尽的事情要懂得有所节制，不要去做。对于能有所止的事情，要坚持不断地去做。第四，君子要做到“以公义胜私欲”。
著名历史学家王子今先生访谈录——从选题、方法、风格到自成一家
康香阁;王子今教授在访谈中回顾了40余年治学体会，强调了实证第一的原则。对于推进秦汉史研究的路径，他注意考古文物研究与传世文献研究相结合，读书与田野考察实践相结合，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知识内容、学术逻辑和探索方式相结合，以为如此可以推进对历史真实的认识、理解和说明。对于前辈有成就学者“勤”的学术传统予以继承和发扬，是他对青年学者的期望。他借此机会寄语史学学术新进人才，提出这样的建议：1.关注社会下层民众的生产和生活；2.关注技术史对于历史进步意义的发现和总结；3.关注历史主流和支流的变化；4.关注历史进程中的倒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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