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01期
《荀子》的伦理和政治秩序：一种元伦理学建构主义的理解
邓小虎;元伦理学的建构主义是一种关于规范价值和事实的形上学立场。它认为，规范性价值和事实并非独立于人类活动而存在，而是通过人类实践而形成的。荀子的元伦理思想应被理解为元伦理建构主义的一种版本。荀子认为，规范价值和事实是透过人类的实践而建立和构成的，其核心是人类在群体中过上美好生活的实践。这种人类实践包含两个面向：一是有秩序地满足所有人的欲望和需求；二是透过礼义区分来建立秩序井然的社会和人际关系，这些礼义区分同时也体现了人类生活的意义和重要性。对荀子而言，儒家礼义正是对人类如何在群体中过上美好生活这一实践任务的客观解答。
荀子与易学研究
魏建震;《易经》是儒道两家共同遵奉的重要经典。荀子作为战国时期儒家学术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对《易经》也有极其深入的研究，可惜现在学界对此缺乏系统研究。荀子在《劝学》《儒效》等篇所列儒家重要经学科目不包含《易经》，可能是因为荀子思想中唯物主义色彩较浓，其对《易经》所包含的巫术成份并不看重。在荀子看来，《易经》中的重要思想在其他儒家经典中都有包含。刘向评价说《荀子》善《易》，从荀子所言“善《易》者不占”看，刘向所言不虚，荀子可以说深得《易经》精髓。《荀子》借用《易经》思想构筑自己关于“类”的思想体系，并将《易学》传于陆贾、穆生等，在中国思想史和《易经》发展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敬节死制——荀子的节义观
魏倩倩;荀子思想中节义与职分的关系密切，而持节守义是为了实现养生常安之目的。荀子将“义”“节”“制”置于尚贤、使能、贵贱有等、亲疏有分、长幼有序的政治秩序之中，主张在朝廷隆礼的前提下，士大夫、百吏、军将、农夫等皆各司其职，乃至甘愿以身殉职，从而使国家得以强兵固本。与孔、孟不同，荀子把“敬（务）节死制”视为实现社会稳定与个人荣宠之“术”，以功利化的视角解释节义在维系秩序中的功能与效用。
李学勤先生与图书捐赠——从李先生的一封信谈起
刘国忠;李学勤先生是一代学术大师，毕生都在不停地学习和从事科研工作，买书自然是他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李先生也一直坚持把大量的图书资料捐出，为许多单位的学术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笔者根据自己在李学勤身边的工作经历，对李学勤先生长期无偿捐赠图书的情况做了分析论述。
古典学研究中的比较与会通——一份新见课程设想方案及其学术史意义
牛鹏涛;通过整理和介绍一份新见的李学勤先生课程设想方案，回顾和分析李学勤先生围绕比较文明研究展开的学术探索过程。新见材料不仅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末李学勤先生在高校开设“比较文明史”新课程的学术尝试，更是他比较文明研究学术思想的早期见证。“比较文明史”是我们深入理解李学勤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个切入点，也是他学术实践背后的一条重要思想路径。充分理解其学术史意义，有助于推动中国古典学研究走向新境界。
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中整刊提升与栏目建设的双向赋能
何云峰;张雪梅;我国立项推动学术期刊质量建设已历经20余年实践探索。实践证明，整刊提升与栏目建设双向赋能的发展模式兼具可行性与有效性。该模式既是国家层面推动学术期刊行业提质的重要路径，也是单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策略。二者如同驱动期刊发展的双引擎，协同发力方能彰显成效。对于入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名单及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重点专栏名单的刊物而言，需深度把握期刊与栏目的辩证关系，在提升整刊综合质量的同时，深耕品牌特色栏目建设，最大化释放双引擎合力。针对此类期刊的双向赋能优化提供了系列策略建议。此外，对于暂未入选相关名单的期刊，亦需激活整刊与栏目建设的双驱动效能，为后续申报储备实力。
评“辜鸿铭现象”兼论“复兴儒学”（二）
刘永佶;清末民初文人辜鸿铭以怪行轶事而出名，虽然他本人在世时并不以学者自居，但在近年来“复兴儒学”的思潮中，他却不仅被说成是学者，而且被说成是大学者、大思想家、国学大师，由此构成了所谓的“辜鸿铭现象”。考究辜鸿铭其人其文，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辜鸿铭生存于一个没落的专制帝国正在被殖民地化的时代，其特殊的优越感正是殖民地意识的突出表现。辜鸿铭的中国观以推崇满洲贵族统治为基本特征，并由此推论“儒教”和“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逻辑肤浅、论说片面之处在其文章中屡见不鲜。今人以辜鸿铭其人其文为鉴而得出的结论是，在现代中国，儒学已终结，不能复兴但应批判继承。
论《商君书》的“荣辱—名实”治理结构
吕垚黎;《商君书》常被冠以“酷法”“重刑”的标签，尤其“辱民论”的引述，更使《商君书》深层的治理理性和刑名方法论背景遭到忽视。试图突破对商鞅“善恶二元”的道德评价，围绕《商君书》中涉及“荣”“辱”的文本，剖析其与“名”和“实”之间的逻辑关系，认为所谓的“辱民论”并不成立。《商君书》的“荣辱—名实”治理结构是基于“以民性为本”的现实主义原则，提出一套“以荣辱构造‘名’之标准、以赏罚体现‘实’之反馈”的“循名责实”的政治激励机制，其本质是将“荣辱并用”的价值体系置入法家“刑名之学”的制度框架中，是一种“名以定分，实以应名”的政治方法论实践，在构建统一价值标准、引导民众行为、达成国家目标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释读与考证：毛汶的女真金史研究
李阳;毛汶是推动近代女真族史、金史学术发展的重要学者之一。他因释读女真文字、追溯女真文明起源而投入史学研究。他对女真文字的释读与《金史》文本的考证研究，有力地促进了女真语言文字学的进步。针对元修《辽史》《宋史》《金史》的质量问题，他从“金与元历史上之关系至深切”“金元语言上之关系至接近”两个方面诠释了《金史》较优的关键因素。他撰写的《金代学制沿革》一文更是20世纪上半叶首篇系统分析金代教育制度的专题性论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毛汶在辽金关系、满族文化领域的诸多学术成果，是研究中国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参考。
医疗合作的“太行经验”——基于襄垣实践的乡村医疗体系重构（1943—1949）
李桥;郭锐瑜;刘子元;“太行经验”是边区时期根据地乡村医疗模式的典范，其核心在于广大乡村构建起以医疗合作为基础的医疗体系，以解决药品匮乏的问题。面对严峻的医疗卫生挑战，太行根据地引入个人咨询机制，政府与名医间产生良性互动，采纳医疗合作的建议，襄垣率先建立了合作性质医务所、医药合作社和县医院等医疗合作机构，有效缓解了药品匮乏和医疗服务不足的问题。该经验遵循自愿原则与必须原则，采取“民办公助”的方式，广泛吸纳群众参与，并鼓励多样化股金形式，以推动医疗合作事业的发展。抗战胜利后，太行根据地广大乡村进一步推广医疗合作，促进了乡村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太行山文书中的“潞城县申家山村济众医疗所文书”也印证“太行经验”的推广。为完善药品生产和调配，太行卫生社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对基层医疗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形成了以太行卫生社总管、医药合作社管药、医学研究会管医、县医院管药品调配的完整医疗合作体系，“太行经验”日臻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