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学院学报

参考文献

(1)唐端正：《荀学探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8页。

(1)近代学者有姜忠奎：《荀子性善证》，严灵峰主编：《无求备斋荀子集成》卷38，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刘又铭称荀子有“弱的性善论”（《一个当代的、大众的儒学--当代新荀学论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7-11页）；何淑静也讨论荀子对“性善说”的看法（《荀子再探》，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4年，第1-28页）。

(2)学界关于孟子性善论，有性本善、性向善、性善向、性有善端可以为善等不同说法。参见方朝晖：《如何理解性善论》，《国学学刊》2018年第1期。笔者则主张孟子性善论是“以善为性”论。参见梁涛：《孟子“道性善”的内在理路及其思想意义》，《哲学研究》2009年第7期。

(3)梁涛：《统合孟荀创新儒学》，《宗教与哲学》2018年第7辑，该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哲学文摘》2018年第3期转载；梁涛：《再论性恶心善说》，《邯郸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该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哲学文摘》2024年第4期转载。

(4)荀子只是在《性恶》篇明确肯定性恶，其他各篇则没有提及“性恶”二字。这主要是因为，其他各篇所说的性主要是指“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的自然情感，且有规范性和描述性之分，本身并不为恶，《性恶》则提出“好利”“疾恶”“好声色”的恶端，故直接称性恶。但从放任情欲会导致恶的结果来看，称荀子主张性恶仍可以成立。差别只在于《性恶》（包括《荣辱》）是从恶因和恶果谈性恶，其他篇则只是从结果承认性恶。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47年，第362页。

(6)同上书，第358-359页。

(7)同上书，第359页。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47年，第359页。

(2)柯雄文称荀子的知识论为道德知识论，更符合荀子的思想。见柯雄文：《伦理论辩--荀子道德认识论之研究》，赖显邦译，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0年，第5页。

(3)冯友兰：《三松堂全集》卷六《中国哲学简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9页。

(4)个别年轻学者至今仍奉冯友兰的观点为圭臬，如陈乔见《性恶、心伪与善治--荀子人性论的最大化一致解释》（《哲学研究》2024年第8期）一文，但这只是特例，较之当下的荀学研究是一种倒退。

(5)牟宗三：《名家与荀子》，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151页。

(6)同上书，第152页。

(7)同上书，第132页。

(8)同上书，第153页。

(9)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十七《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92、99页。

(10)唐端正：《荀学探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0页。

(1)陈昭瑛：《荀子的美学》，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第243页。

(2) David B.Wong,“Xunzi on Moral Motivation”,in Virtue,Nature,and Moral Agency in the Xunzi,ed by T.C.KlineⅢand Philip J.Ivanhoe,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Inc.2000,p.141,p.145.

(3) Lee H.Yearley,“Hsun Tzu on the Mind:His Attempted Synthesis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0,pp.465-480.

(4)何益鑫称荀子为“介于道义与功利之间的道德学说”，并认为随着“荀学在功利与道义之间的摇摆最终顺应着时代的要求而落入功利的一面，开启法家的端绪”。参见《功利与道义之间--荀子关于道德动机的学说》，《道德与文明》2013年第4期。

(1)《荀子·正名》：“虑之难知也，行之难安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不知则难行，知之则易行。《荀子·儒效》：“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知之”还需落实到“行之”上。

(2)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27页。

(1)关于荀子是建构论还是实在论的讨论，参见刘纪璐：《荀子如何调解“其善者伪也”与道德实在性的冲突--荀子的道德理论是道德建构论还是道德实在论？》，《人文杂志》2019年第4期。

(2)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十九《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340-396页。

(3)李涤生：《荀子集释》，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第473页。

(1)梁涛：《养气、知言与赞美孔子--〈孟子〉“知言养气”章新解》，《管子学刊》2024年第1期。

(2)王天海：《名家讲解荀子》，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年，第348页。

(1)“精于物者也”五字原在下文“精于道者也”后，卢文弨说：“此句当在‘不可以为器师’句下，误脱在此”。参见王天海：《荀子校释》（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59页。今据卢说改。

(1)唐君毅说：“为师为官者，必须能调理众农、众工、众商，与其所为诸事之关系。则其心必不能只如一农一工之专精于物以物物；故必须能兼通观此诸人对诸物之诸事，以知其相互间之关系，而后有加以调理之道。”参见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十九《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356页。

(2)李涤生：《荀子集释》，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第499-500页。

(3)刘又铭说：“荀子所谓的‘心’，虽然不是自发的道德创造的心，却一样是具有道德直觉能力而能够在种种情境中辨认价值的心……荀子的道德直觉属于一种‘非通透性（就面对情境当下做出抉择而言）’的‘依他型’的‘德性之知’，也就是必须在心的其它功能诸如排比、归纳、会通或上面引文中所谓的‘参稽’‘疏观’等等操作的配合下才能展现的一种道德良知。”参见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编：《从‘蕴谓’论荀子哲学潜在的性善观》，《“孔学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政治大学，2001年，第63-64页。按，刘氏称荀子有道德良知，不确，应为道德征知。

(4)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十九《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一）》，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年，第347页。

(1)刘悦笛：《论荀子的“情性建构主义”--兼论“性恶道善”较之“性恶心善”更合荀学大义》，《邯郸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

(2)梁涛：《〈荀子·性恶〉篇“伪”的多重含义及特殊表达--兼论荀子“圣凡差异说”与“人性平等说”的矛盾》，《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6期。

(3)刘悦笛：《论荀子的“情性建构主义”--兼论“性恶道善”较之“性恶心善”更合荀学大义》，《邯郸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

(1)李瑞全：《荀子哲学之价值规范根源问题--兼论孟荀之孔门承传之取向》，《“中央大学”人文学报》2012年第50期。

(2)唐端正：《荀学探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9-90页。

(3)王邦雄：《中国哲学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第39页。

(1)王邦雄：《中国哲学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第42页。

(2)邓小虎把心的主宰性区分为“形式地位”与“主宰地位”，“‘形之君’‘神明之主’这种形式地位是不会改变的，但‘心’是否能有实质的‘君’和‘主’的主宰地位，则正正视乎人是否遵从师法礼义、是否努力于道德修养以成君子”。参见邓小虎：《荀子的为己之学：从性恶到养心以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8页。

(3)东方朔：《性恶、情恶抑或心恶？--从荀子论“质具”与“心性”问题说起》，《孔子研究》2022年第1期。又见东方朔：《权威与秩序：荀子政治哲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第567-594页。

(1)关于Willkür，学界有任意、任性、意愿、决断等不同的译法，参见张荣：《“决断”还是“任意”（抑或其他）？--从中世纪的liberum arbitrium看康德Willkür概念的汉译》，《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3期；邓晓芒翻译为任意，参见邓晓芒：《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李秋零翻译为任性，参见李秋零：《Willkür在康德伦理学中的作用及其汉译》，《宗教与哲学》即将出版。

(2)关于荀子人心、道心的讨论，参考梁涛：《荀子“人心”“道心”与〈尚书·大禹谟〉--一个基于错简的学术公案》，待刊。

(1)陈乔见说：“心作为道德主体,可以是成就道德(善)之主体根据,亦可以是道德失败(恶)的原因,这表明心是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的,故似乎不必单独标举‘心恶’说”。参见陈乔见：《性恶、心伪与善治--荀子人性论的最大化一致解释》，《哲学研究》，2024年第8期。只看到人心可善可恶的一面，忽略了荀子真正强调的是道心的塑造和培养，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2) Sung Winnie,“Yu in the Xunzi:Can Desire by Itself Motivate Action?”Dao: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No.11,2012,pp.369-388.

(3)同上。

(4)同上。

(5)丁四新说：“荀子认为作为人之主体的心具有绝对的意志性和主宰性。既然如此，那么从逻辑上来说，心是可以向善和择善的。不仅如此，在向善的意志心的主宰下，认知心也可以知善。合此心之向善、择善与知善的作用，人是可以为善的。这是荀子心论的基本逻辑和思想框架，而人之所以能成为道德实践的主体，即基于此。”肯定主宰心具有向善、择善之能，尽管此能力需在后天加以实践和落实，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又说主宰心“亦具有向恶和择恶的可能”，“心的向善、择善与为善或向恶、择恶与为恶，则是主宰心或意志心的作用”（《论荀子的“本心”：认识心、主宰心及其他》，《江海学刊》2025年第1期），则有混淆概念之嫌。是主宰心则不能是既善又恶的，否则何以称为主宰？同样，既善又恶的只能是人心，而不能称为主宰心。